《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实施近两年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同时，“一刀切”式的抬高注册门槛也使很多原本深具发展潜力的小企业陷入发展困境，部分极具特色的专业小公司甚至濒临消亡的边缘。
潜力小企业纷纷“中枪”
“公司500万元的两证2015年就要到期，到时我们只能想办法达到3000万元的门槛。”北京宝丰种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屈平所说的“3000万元的门槛”是指按照2011年9月开始施行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申请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生产许可证的注册资本不少于3000万元；申请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经营许可证，注册资本不少于3000万元。而上述两项的门槛原本分别只有500万元。
在当时，门槛一下子提高6倍也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长期以来，中国种业一直存在着行业门槛低、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小、散、乱现象非常严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在这种背景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应运而生。
在新办法颁布施行之后，很多中小公司因为够不到门槛而纷纷倒掉，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据统计，截至2013年1月28日，种子企业的数量由新办法实施前的8700多家，降到6296家，减少了28.7%。但是，以注册资金为标准实行“一刀切”，在清理掉众多弱小种子公司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误伤了很多原本具有很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小企业。
以宝丰种子公司为例，公司专做特种玉米，育成并经营省审、国审的13个糯玉米、甜玉米等特种玉米品种。但因是鲜食用，与普通玉米品种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其推广面积在好多省份可忽略不计。多年来，公司也一直秉承着“小而精”的经营思路。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公司却一下子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困境。
而屈平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有关“申请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经营许可证固定资产不少于1000万元”的规定也颇为不解，“我们一年经营量不过百万斤，以前种子都是委托其他公司代加工，现在要自己购置一小时加工两万斤的种子加工、烘干、包装流水线设备，一百万斤只需加工50小时，大部分时间这些设备都在闲置。而这些钱原本是可以投入研发、物流等环节，发挥公司的比较优势。”
据屈平介绍，眼下业内小企业正在大量倒掉，其中不乏原本具有很强发展潜力的小企业。而从事种子工作已有30多年的山东种业资深专家周新国则表示，目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部分中小企业选择挂靠大企业生存，一部分则选择联合起来达到门槛，但实际上貌合神离、各自为战，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小企业只能被迫转入地下，无证经营。“任何事情都要尊重市场规律，靠一纸行政命令很难达到产业整合的目的。”周新国表示。
专业小企业面临消亡
纷纷中枪的除了经营“两杂”种子的潜力小企业外，也包括很多具有专业特色的小企业，这些原本十分活跃的小型专业种业公司已然濒临集体消亡的边缘。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及其亲本种子以外的应当加工、包装的农作物种子，申请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注册资本不少于500万元，固定资产不少于250万元；申请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固定资产不少于100万元。
“新办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档次分得不够细，像蓖麻这样的小作物，大公司不愿意做，个人又没能力做，有特色的专业小公司便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拾遗补缺，填补市场空白，而新办法实施后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淄博源发蓖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家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育种老专家，黄家祥在我国首次将蓖麻“三系”配套，发明了杂交制种技术，选育出杂交种9个，6个通过省级审定。而其所经营的公司作为山东省唯一专业从事蓖麻杂交种育、繁、推一体化的公司源发注册资金仅有100万元，但年经销种子达30多万斤，出口巴西、印度等12个国家。
黄家祥表示，公司小并不代表公司实力弱，像源发这种专注于小作物有特色的小公司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以源发为例，公司在西非和东非大面积试验推广蓖麻新品种，今年3月还在冈比亚成立了新公司。“很多人都在热议国外大型种子公司对国内市场的侵蚀，但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反而已经走向了世界。”
一位农业部官员也曾指出，除培育大型种业龙头企业之外，还应“选择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种业企业，根据不同作物特点，积极发展‘专、精、特、新’种子企业，推动种子产业结构优化”。但在政策不断向大型种业龙头企业倾斜的同时，一些有特色的和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小型种子公司却在无形中被忽视了。
经营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的小公司还可以挂靠大公司生存，而很多特色的专业小公司由于经营品种、营销渠道不同，很难挂靠于大公司之下，目前正濒临集体消亡的边缘。
“中国地域广阔，气候多样，非常需要一些有特色的小公司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如果这些有特色的专业小公司消失了，也是不利于整个种业市场的健康发展。”周新国表示。
政策制定有待细化
“既然抬高门槛、加强产业整合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那么就应该以研发能力为门槛，而不是以注册资金为门槛。”周国新表示。
他认为，资金实力与研发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很多小企业虽然资金实力不强，但并不一定研发能力就薄弱。很多大型种业公司当初也是凭借突出的研发能力从小企业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应该给小企业一个成长的空间和时间。”周国新表示。
他还认为，“对中国种业来说，按注册资金划定门槛，然后对大型企业予以扶持的政策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因为大型企业并不缺乏资源，而很多成长中的、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恰恰需要资金等各方面的扶持，可很多这样的小企业却可能因为一个简单的门槛划定就死掉了，岂不可惜？”
“公平”是记者在走访众多小型种业公司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现在政策和资金都倾向于大型企业，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这可以理解，但起码得给小企业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划定一个杠杠，把小企业一棍子打死。”屈平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现在是市场经济，应该尊重市场规律，优胜劣汰，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强行干预。”
黄家祥则认为，在制定政策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应该根据作物品种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制订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实行一刀切。比如发展很多小品种并不需要那么多注册资金，无故添置几百万的固定资产更是浪费，希望政策能够对我们这种专业小公司网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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